德国柏林女性搏击俱乐背后的性别政治

我第二次拜访德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女性搏击俱乐部的时候，我迷路了。那是早春四月，我穿过一条条大街，紧张地一直走到柏林城东北角。我又看了一遍安娜·康达（Anna Konda）发给我的邮件。

安娜是一个264磅重的精壮女人，她是我要去的这个俱乐部的合伙人之一。 “我们可以将你打造成一个摔跤手，” 她兴奋地写道。我的第一战将是对决“锤手” 阿梅提斯特（Amethyst Hammerfist）。

我高中的时候是一名运动员，但现在我基本只关注瑜伽，顺便跟人抱怨我最近扭伤的腰。当我到达这个恰好挨着一家医院的搏击俱乐部的时候，门口有一群金发的北欧记者，还放着一盒精心准备的点心女子俱乐部格斗小说，旁边三个穿着皮和氨纶制运动服的选手在热身。

安娜和她的合伙人“红魔” （Red Devil)）是这个俱乐部的守护神,她们为任何想训练或比赛的女人开设了场地。这一周，她们接待的是伦敦来的阿梅提斯特（Amethyst）。虽然这些女人可以腿部推举1500磅，用大腿夹碎西瓜，也可以用耳后一指击倒对方，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是业余或者半职业选手。尽管如此，她们也全力比赛以示尊重。

阿梅提斯特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一样重，留着一头蓝色的卷发。 “我以前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脾气，” 当我问起她参加摔跤的原因时她如此回答道。她看起来已经不再是那样，如今她很贴心，还表扬我掰手腕掰得不错。 “你挺有劲的，” 我觉得她撒谎了。

我看着这三个女人两两轮流开始非正式地对打。没有裁判，也就没有规则。他们一般不鼓励抓挠和咬人，也不可以拽头发。每个人都带着诚意和对对手的尊重出招，时不时还会停下来展示新招式或者表扬下对手。占上风的一般都是安娜。马上就轮到我了。我紧张极了，胃都开始绞痛。

我在阿梅提斯特面前泡沫垫子上跪下调整了一下马尾辫。 “好的，那么……” 她笑着说。我们举起胳膊开始格斗。几秒钟后，我们倒在了垫子上，扭打在一起。尽管我又没力气又不会技巧，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在比赛中坚持了这么久女子俱乐部格斗小说，而且比赛竟然这么好玩。大概只有在你加入搏击俱乐部之后你才能对一个陌生人锁喉而不被警察抓走。

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充满了自信，于是同意和安娜的提议，和她比一场“瘸腿” 比赛—— 也就是说我可以以一个占优的攻击姿势开始比赛。我跨坐在她身上，压着她的胳膊。“很好！” 她鼓励我说，同时屁股一使劲把我从她身上摔了下去。她倚着我的胸口把我压在墙上。她的胸从皮束具里露出来，粉色的乳头在我鼻子前面晃。我的呼吸变得很困难。

“有人说摔跤是最接近性爱的运动，” 阿梅提斯特赛后对我说。这也解释了另一种来女性摔跤的选手—— 男人。

“有不同的男人会来比赛，” 安娜解释道。有的是纯粹为了体育运动，但对很多人来说，被征服带着一种色情的味道。崇拜肌肉的人，有恋物癖的人，摔跤手，混合武术选手，马拉松选手，爷爷们，还有听话的小受们都来这里挨打。这些男人需要和摔跤手们预约单独的课程时间，通常一次要225美元。

“可能是因为固有的性别角色观念吧，如果女人更强壮的话其实男人会觉得很有趣，” 保罗（Paul）在结束他三月底的一次课程之后对我说道。他知道的最清楚了—— 毕竟他和安娜幸福地结婚了，而且是他让她对举重和格斗产生的兴趣。现在他被降级去负责俱乐部的社交媒体了。

俱乐部合伙人安娜·康达（Anna Konda）用两腿夹住一位男顾客的头。大多数来这个俱乐部的男性都是为了享受被女会员们压制的快感。

在安娜的建议下，我去拜访了在米特（Mitte）的海因里希·齐勒博物馆（Heinrich Zille Museum）。齐勒致力于用一种粗俗幽默的方式描绘20世纪更迭之际的柏林工人阶级。我去那里是为了找两幅画女性搏击俱乐部的画，传说原来男人们会赌15分钱他们可以打得过女会员，而如果男人赢了，他们可以带走100德国马克。

画不在这个博物馆里。一个不会说英文但是很温柔的管理员送我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群全神贯注的观众面前，肌肉紧绷，死死地扭打在一起。这幅画绘于1903年。

在1933年魏玛战争结束之前，德国女性的地位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先进。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上台后结束了这一切。一个典型的纳粹女性成了那种待在家里不用上班，也不怎么化妆的雅利安妻子和母亲。但是到二战的时候，国家迫切地需要劳动力，政府于是放松了一些政策，开始允许女性参军。很多也开始坐办公室做打字员或者电话员，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去了集中营加入了党卫军。与此同时，很多德国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的那些，加入了反抗组织。

“为了友谊和虐待男人，” 多米尼克举起酒杯，祝酒称道。

战争的结束带来了苏联的占领，也带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的诞生。安娜和保罗都是冷战期间在东柏林出生的。 “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体育之国，” 保罗对我说。体育童子军并不分男女，他说。女生也被选去参加“男性” 的运动，也成群结队地霸占整个操场。在很多方面，男生和女生在东德比在西德更加平等。

柏林墙被推倒，可性别平等的路依旧很长。时至今日，德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还是被欧洲议会称为“一般般” 和“拖后腿” 。大多数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的观点还是比较传统，收入差距也是欧洲最高的。有40%的女性遭受过虐待或者性虐待。

在外人看来，搏击俱乐部可能像是一种这种文化的解毒剂。安娜说这是一个“女人做主的地方” 。虽然从个体上来说，女人们又都偏离了这种哲学。

“我对这种性别角色不是很感兴趣，” 红魔说。她是一个是掌握多门语言的食物化学家，还在学功夫。 “我觉得人们应该更发展自己，就像文艺复兴那时候。”

俱乐部创始人红魔也练武术

我和阿梅提斯特打完比赛两周后，有天我坐在一张离垫子一英尺远的塑料椅子上看安娜和“危险者” 多米尼克（Dominique Danger）一起追着保罗满屋子跑，直到他倒在地上。多米尼克是一个黎巴嫩裔美国人，也是参加过奥运会的举重运动员，她自称自己是一个“可以强暴男人的超级女性” 。我后来被告知，投降往往发生得很快。

她们拽他的胳膊，往他后背上踩，抽他嘴巴，把他的腿往头后面背。最狠的一招是挠脚板。安娜拿来一个薄薄的木头长凳，让保罗躺在上面，多米尼克骑着在他身上。他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

“你喜欢我掐你脖子吗？” 多米尼克问道，轻轻把她的头发从肩头拂去，在保罗的肚子上调整了一下重心。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她想了一会说， “可是我喜欢掐你。”

多米尼克五英尺两英寸高（约1米57），重220磅。她的红头发编成一个辫子在她面前。她经历过很多事（ “你知道Sean Paul 吗？我跟他爸一起在牙买加的戒毒所里待过。” ），脖子上还有一个法蒂玛之手的纹身。除了和其他女会员激烈的搏斗外，多米尼克还为男顾客提供非性服务，包括花式摔跤和自由搏击。

尽管她有骇人的力量，而且真的有很多男人找她就是为了花钱挨打，还是有很多人质疑她作为女摔跤手的身份。

“带鸡巴的女人，” 她说，狐疑地摇着头。 “我经常被问说我长没长鸡巴。不，我没长。” 安娜经常对我讲男人们如何指责俱乐部会员服用类固醇。 “当男人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你是个女人的时候，你就陷入这样的处境，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多米尼克说。

和这两个柏林女人不同，多米尼克一个人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酒店的房间里。她自称她的客户曾经带着氯仿出现过，还有的人想要杀了她。 “男人最大恐惧就是放手，” 她对我说。 “当他们意识到你可以把脚踹进他们的屁眼里，他们就变得超他妈狠。其实就是自大。不过是性别分配不同而已，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强。”

随着他们的打斗在继续，多米尼克站起身，而一个累瘫了的保罗也从长凳上跌落。安娜把他的胳膊在他胸前铐起来，把他的头向后抵在长凳上，让他跨坐在地上，而她自己蹲在他面前。每次她一站起来，保罗就发出一声好像正遭受水刑呻吟声。

尽管每个人都是成年人也都是自愿的，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我受不了暴力电影，更别提是一个在我面前呼吸困难的人。我想给保罗一杯水，但是这是不行的。

他们的课程结束了，安娜站起身，问道： “要不要上笼子？”

“嗯，” 保罗顺从地说。 “请把我关进笼子里。”

在房间的一角，有一个带垫子的黑色笼子，放一只中型犬进去绰绰有余。保罗爬进去，盘着腿坐着，弓着腰。 “只有这里是安全的，” 他悄悄说。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玩了，” 安娜快活地说道，拿来了一瓶香槟和一盒巧克力蘸酱的饼干。她和多米尼克站在笼子上面，打开了香槟。

“为了友谊和虐待男人，” 多米尼克举起酒杯，祝酒称道。 “啊这酒真棒，” 她说， “是德国产的？”

“不，” 安娜说， “我觉得是法国的。”

对话停了一下，然后保罗开口了。

他在她们脚下悠悠地说： “是西班牙。”

Written by: 莎拉·索里（Sarah Souli）Translated by: 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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